候机厅里突然涌过来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有的穿着旧军装，有的拄着拐杖，从台北、高雄、台中各地赶来。
赵恒多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有人下意识地把腰板一挺，手举到帽檐边——敬了个礼。
那些老兵围上来，有的握手，有的拍拍他肩膀，还有人伸手摸他脸，想确认这是真人还是蜡像。
台湾媒体第二天用了大篇幅报道这件事，有家报纸的标题直接写着“委员长回来了”。
看到银幕上一个长得像老长官的人出现在面前，那种反应不是演的，是骨子里的条件反射。
他没给出什么高深的回答，只是说，我把能找的资料都找齐了，该下的功夫都下了。
1949年南下路过他们村子，桐柏军分区宣传队的人看中了他嗓子亮、胆子大，问他愿不愿意参军搞文艺。
班长让新兵们谈谈为什么来当兵，有人说要打倒反动派，有人说要解放全中国。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他会因为这个被打倒的人物出了名，而且让台湾的老兵一见面就敬礼。
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是话剧团的“一片绿叶”，演的都是没几句台词的小角色，有时候台上走个过场就下去了。
每次排练他都到得最早，走台最认真，哪怕只有一句“报告长官”之类的台词，也要琢磨怎么说才到位。
剧团里老演员多，他就在旁边看，学人家怎么站、怎么走、怎么用眼神传递情绪。
总政话剧团有随口提了一句：“我们团里有个演员，外形条件可能合适，要不你来看看？”
那时候大陆能找到的蒋介石影像资料少得可怜，传记类书籍也不多，而且大多立场单一，人物形象是脸谱化的。
赵恒多想办法托人从海外弄到了一些相对客观的资料，反复研读，琢磨蒋介石的性格特征和神态举止。
那时候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前高级将领有的还在监狱里，有的已经获释。
赵恒多态度很诚恳，说我就是想把戏演好，想了解真实的蒋介石是怎样的人，不是来套话的。
杜聿明告诉他，蒋介石走路时背总是挺得很直，那是日本士官学校留下的习惯；宋希濂说，他脾气暴躁，发火时会拍桌子；黄维补充说，他开会时喜欢单手叉腰，另一只手指着地图讲话。
他每次去拜访都带上妻子刘之玲，两个人一起听，回来立刻掏出笔记本对笔记，互相提醒补充，生怕漏掉哪个细节。
他开始节食减肥，每天青菜豆腐，一个月下来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下巴也尖了。
剃光头容易，但蒋介石那个头型不是普通的光头，每次化妆师要用化妆品修饰头型，让头部轮廓更接近。
这次不一样，戏份重，要展现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指挥作战的一面，不是简单的走过场。
而且这是大陆第一部正面反映军队抗战的影片，政治敏感性比之前任何一部都高。
八一厂老导演杨光远认为这个本子好，但八一厂是的电影厂，拍军打胜仗总觉得不落忍。
后来广西电影制片厂接下了这一个项目，把杨光远和副导演翟俊杰一并“借”了过去。
剧本前后改了十七次，最后把台儿庄战役浓缩成三个场面：临沂增援战突出张自忠将军，滕县保卫战突出122师师长王铭章，台儿庄保卫战突出31师师长池峰城。
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日军飞机飞来扫射轰炸，在场的人慌乱不已，蒋介石却镇定自若，继续发表演说：“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让蒋介石在银幕上展现“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意味着官方评价口径的深刻变化。
他之前演蒋介石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那些角色大多停留在反面形象的框架内，人物性格单薄。
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言行，查阅大量史料，包括一些海外出版的相对客观的资料。
王铭章追悼会那场戏，他反复琢磨蒋介石当时的心态：一个最高统帅在阵亡将领的灵前，面对敌机轰炸，不躲不闪，是出于政治姿态还是性格使然？
赵恒多的解决方法是两者兼顾——他让“蒋介石”的表情保持冷静，但眼神里透出一丝不安和警觉，既符合人物身份，又避免脸谱化。
1985年10月，北京西郊试映厅里，胶片刚转两圈就有人嘀咕：“这戏要是给唱赞歌，可不好交代。”
关键时刻，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影片全部符合史实。”
台湾“”驻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谢忠侯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到中央，经批准后，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份录像带，通过新华社转交。
当银幕上出现蒋介石主持追悼会、面对敌机轰炸镇定自若的镜头时，蒋经国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身子。
最后蒋经国缓缓说出那句话：“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
这些人大多是老兵，有的跟着蒋介石从大陆一路败退到台湾，有的在大陆期间就跟蒋介石共事多年。
蒋经国看完影片后，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大陆方面已经正面承认在抗战中的贡献；第二，影片没有刻意丑化他的父亲蒋介石。
有人连夜收拾行李，有人翻出压在箱底几十年的家书，有人对着地图找家乡的位置。
第一批返乡探亲的老兵中，很多人都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像带回去，说要让老家人看看，拍的片子里面也有国军打日本人的样子。
《血战台儿庄》的上映，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台湾掀起了一股观影热潮。
当赵恒多饰演的蒋介石出现在银幕上，那熟悉的站姿、眼神、甚至抬手的小动作，让不少老兵当场落泪。
一位台湾观众在散场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在大陆的时候，银幕上的蒋介石是漫画式的反派，龇牙咧嘴，阴险毒辣；现在大陆拍的蒋介石，是个正常人了。
赵恒多在片中饰演不同阶段的蒋介石——辽沈战役时期的蒋介石、淮海战役时期的蒋介石、平津战役时期的蒋介石。
这三个时期蒋介石的心态差异很大，东北战局时他焦虑烦躁，淮海战场节节败退时他暴怒又无可奈何，平津被围时他已经无力回天。
拍辽沈战役部分时，他的蒋介石坐镇南京指挥室，听战报时眉头紧锁，训话时声音提高八度，拍桌子的动作干脆利落。
拍平津战役部分时，蒋介石已经基本丧失了主动权，赵恒多把此阶段处理得更内敛，台词少了，沉默多了，用眼神和微表情来传递情绪。
凭借在《大决战》中的表演，赵恒多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表演奖特别提名。
孙飞虎更外放，把蒋介石的阴鸷、算计、狠辣演得淋漓尽致，尤其在《西安事变》中塑造的蒋介石形象深入人心。
赵恒多更内敛，不靠大起大落的情绪爆发，而是在细节处下功夫——一个眼神的变化、一声叹息的轻重、一个停顿的长短，都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有评论说，孙飞虎把蒋介石的“恶”演出来了，赵恒多把蒋介石的“人”演出来了。
两种风格没有高下之分，但赵恒多的路子更符合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历史人物评价走向多元化的趋势。
从1978年到1999年，赵恒多饰演蒋介石长达二十一年，从四十八岁演到六十九岁，从中年演到老年。
他先后在五十余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不同时期的蒋介石形象，是迄今为止扮演蒋介石时间最久的特型演员。
外面的人想写他，找不到资料；电视台想采访他，他总说“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个演员”。
1997年，台筹拍电视剧《蒋中正在台湾》，讲述蒋介石在台湾晚年的生活。
他们通过台湾影视传播公司向赵恒多发出邀请，请他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顺便洽谈合作事宜。
但后来他想通了，去就去吧，演了二十一年蒋介石，去看看这个人物最后待的地方是怎样的。
这是大陆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中，跟原型人物距离最近的一次接触，只隔着一层棺木。
参观中山纪念堂和蒋介石故居时，随行人员问他演了这么多年，心里是怎么样看待蒋介石这个人物的。
赵恒多想了想，说：“蒋介石跟打了一辈子交道，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一直到败走台湾，他时时刻刻都在跟斗，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每次动手前都设计好方案，但每次结果都跟预期不一样。”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个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不言败，却总是败得稀里糊涂。
这段话后来被台湾新闻媒体报道了，有人觉得赵恒多说得太直白，有人觉得这才是一个演员该有的态度——演了二十一年，总得有点自己的理解。
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资金问题，有说是两岸政治环境变化，也有说剧本始终没达到拍摄标准。
1998年拍了电视剧《北平和谈》，1999年拍了电影《肝胆相照》，这是他参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有场戏需要他长时间站着念大段台词，拍了几条都不满意，导演说老赵要不休息一下，他说不用，再来一条。
墓碑上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特型演员”之类的头衔，没有长长的生平介绍，朴素得不像一个在银幕上演过五十多次大人物的演员。
他老伴刘之玲后来跟人说起这事，语气里带着一点无奈，也带着一点理解：他就这么个人，不爱张扬，不喜欢被人围着转。
一个从河南农村翻墙看戏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部队文工团演了二十年配角的“绿叶”，一个在工厂车间里组装三极管的普通工人，最后成了中国银幕上第一位扮演蒋介石的演员。
有人说他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赶上了大陆需要调整对台政策的历史节点。
机会摆在面前，能不能抓住、抓住了能不能演好，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些年一场戏一场戏磨出来的功夫，是一个字一个字啃史料攒下的理解力，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反复练到位的死磕劲儿。
那些在台北机场给赵恒多敬礼的老兵，也不了解这一个人在工厂车间里组装过三极管。
有人问他演了二十一年蒋介石有什么感想，他说了句特别朴素的话：角色无大小，演好才是本事。
有媒体做了一期回顾报道，提到当年蒋经国的评价，提到两岸关系破冰，提到这部影片的历史意义。
报道末尾用了一段文字说赵恒多：“他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完成了本不属于演员的历史使命。”